《延安颂》的标志性意义

作者/文/仲呈祥 来源/光明日报 已阅读/ 5326 人次 2004年1月8日

  人类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重大革命历史的经验尤其值得推动历史不断前进的人民重视。利用文艺形式再现历史或再现重大革命历史,历来是人类总结汲取历史经验或重大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最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格外引人注目。它不仅是中国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一脉,而且也堪称当代文化创造中的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中国人民对当代人类文化做出的独特贡献。近几年来,《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日出东方》、《长征》等优秀作品,不断把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提升到新的台阶。而《延安颂》,正是继《长征》之后,又一部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相统一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攀登上了新的台阶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

  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互补生辉
 
  《延安颂》的标志性意义,首先体现在创作思维上。《延安颂》更娴熟地汲收历史思维的新鲜成果,消融到审美创造的全过程中,自觉内化为艺术想象与艺术虚构的创造性思维的不竭动力。在我看来,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都必须根源于哲学层面上思维方式的创新。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是人类把握世界和历史的两种不同方式。历史学家凭借历史思维,主要通过考据、考证、调研手段,洞见历史细部的真实,并由此揭示出科学的历史精神和历史发展走向。但因为任何当代的历史学家,都无法也不可能将自己的思维与全部历史完全重合,因而就必然在科学地揭示出历史精神和历史发展走向的同时,也为当代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盲区。文艺家则需要靠自觉学习和汲取历史学家历史思维的科学成果,准确把握历史精神和历史发展走向,在此基础上调动自身审美思维的艺术想象与艺术虚构能力,创作出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去照亮大量的历史盲区,从而帮助当代人民形象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全面汲取历史营养,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形象地说,历史思维发现了历史的骨架,审美思维充实了历史的血肉。两者各具优势,不可替代,互补生辉,相得益彰,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人类把握历史的方式。

  《延安颂》创作的成功实践,令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真理。可以说,没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专家的鼎力指导,没有他们提供的延安这近十年的与日月同辉的历史的丰富史料以及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思维的新鲜成果,就不会有《延安颂》;同样,没有中央电视台与之强强联合,没有以编剧王朝柱同志为代表的创作集体自觉汲取和科学把握这些丰富的史料以及新鲜的历史研究和思维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的审美创造思维,也不会有《延安颂》。

  譬如,第12集关于清算张国焘路线中毛泽东主席与时任四方面军的军长的许世友激烈冲突的戏,就至为精彩。显然,基本史实是靠科学的历史思维的新鲜成果提供的;但具体的场景、人物动作和细节设计,就是靠审美思维的艺术想象和虚构来完成的。许世友由于不太满意抗大“批张”扩大化,想拉队伍出去“打游击”,被关进了禁闭室,还扬言“要和姓毛的拼命!”他提出死前要“带上自己的手枪”来与毛辩论一场。出众人所料的是,毛主席“不但准许他带手枪,还允许他手枪里装子弹!”怒发冲冠、执枪冲入撤了警卫的院子的许世友,只见处变不惊的毛泽东“蹲在地上,用心地和着稀泥”,准备裹土豆烧烤款待他哩!接下去,围绕着毛泽东的“我要重新温习和稀泥的本事”这由头,双方的关系由紧张而渐变温馨。毛泽东说:“土豆不裹泥,一定会烤焦了;炉火烧得太旺了,就会把裹在土豆外边这层黄泥烤裂了;只有裹着黄泥的土豆放在这温热适度的火上烤,才能烤出喷香可口的土豆来。”这是多么形象而深刻的道理啊!毛泽东进而严肃地自省道:“由于我不会看处理问题的火候,也没教会红军指战员和稀泥的工作方法,让你许世友受委屈了!”一席话,令许世友“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地上”,拱抱双手,泣不成声:“主席,我许世友这一生就跟定你了!”……这场戏,活脱脱地展示出两位伟人思想、性格和心灵的激烈碰撞,既完全尊重了历史本质的真实,又活画出伟人超凡的人格魅力。其间“和稀泥烤土豆”细节的精心设计,便属艺术家在科学把握历史精神基础上的合情合理(符合人物性格逻辑、情感逻辑和行为逻辑)的艺术虚构,真可谓妙笔生花。《延安颂》里这样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交融整合、互补生辉的成功范例,还不胜枚举。实践证明:艺术家对重大革命历史的审美反映,不止于历史的感知,更主要是对形象的感受,历史的感知须融入艺术感悟之中;不止于历史的判断,更主要是对形象的理解、历史的判断须融入直觉的形象体验之中。

  善于变创作难点为艺术亮点

  《延安颂》的标志性意义,是体现在创作精神状态上,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和健全的审美观,迎着创作难点上,善于把握好“度”,把创作难点转化为艺术亮点。勿庸讳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惟其既重大又革命,因而作为审美表现的对象,基于政治的大局的现实的诸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必然会产生一些难于把握、难于处理的创作难点,需要我们慎之又慎。但是,面对难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视为“禁区”,主张回避难点,以求“安全”;另一种是艺高人胆大,迎难而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把握好“度”,努力并善于把题材难点变为作品的亮点。前一种态度创作,难点回避了,也“安全”了,艺术也就随之失去了“亮点”而沦入了平庸。这不仅在思想上悖离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且在审美创造实践中也违反了艺术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艺术创作必须与时俱进,艺术家必须勇于为自己设置障碍并善于翻越这些障碍。审美创造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以审美方式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延安颂》的成功实践又一次印证了艺术辩证法的胜利。

  《延安颂》所反映的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部颇具史诗品格的作品会遭遇不少的创作难点,如“张国焘问题”、“王明问题”、“肃反问题”、“清查扩大化问题”、“黄克功事件”、“王实味事件”以及毛泽东同志与许世友的冲突、与贺子珍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过去长期视为创作的畏途乃至禁区。因为倘若艺术处理不当、表现失“度”,就不仅会写歪了历史,而且会伤及领袖形象和党的形象。《延安颂》直面这些创作难点,真实营造历史氛围,精心设计艺术细节,准确把握表现分寸,靠审美创造把诸多创作难点转化为艺术作品中具有强烈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亮点。试看第19集中,毛泽东主席与贺子珍分别前那场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戏——

  贺子珍郑重地告诉毛泽东,她决定次日离开延安去西安“动手术,做绝育,取出身上的弹片”。毛泽东苦苦挽留,始终无效。是夜,贺子珍在油灯下,深情地为毛泽东缝补着一件破军上衣……毛泽东站在屋中,看着贺子珍一针又一针地为自己缝补衣服。有些悲哀地:“子珍,你真的要走了?”贺子珍边缝边微微地点了点头。毛泽东叹了口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贺子珍:“那时,你挨整,身体又不好,我走了,谁来伺候你?谁来给你当出气筒?”毛泽东本能叫了一声:“子珍……”贺子珍:“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一定要走。”毛泽东木然地呆了一会儿:“是啊,子珍决定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十年前,你的父母反对你当红军,有的亲友不同意你和我毛泽东结合,没有用;今天,你决定离开了,看来我把心掏给你,也无法留下你。”

  十年艰辛,一朝分别。一对患难与共的伟大夫妻,开始互诉赠言。毛泽东:“今后,你就一个人闯荡人生了!我只想说这样一句话:环境变了,一定要尽快适应,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要和人家发脾气。总之,要做好吃苦头的准备。”贺子珍点点头,指着手里的衣服:“这件衣服太破了,我走了之后,如果再破了,就……不要再穿了,要小李给你换一件新的!我最放心不下的事,就是你有了病不请医生,不吃药,有时还和医生讲你不吃药的道理。”毛泽东:“好,我改,我一定改。”贺子珍:“听刘英大姐说,你和洛甫可能会遇到大不顺心的事!如果又回到了江西的时代……”毛泽东:“放心,绝对不会的!”贺子珍:“那我就真的放心了!不过,一定要注意团结,讲究斗争的策略。因为光有真理不够的!”毛泽东深沉地点了点头。观至此,两颗革命的心和富于人性深度、情感丰富的心,跃然荧屏。

  《延安颂》的创作者正是靠认真学习历史、感知历史,真正做到了让延安时期的革命历史烂熟于心,让活跃在这段历史中的伟人形象跃然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坚持不是让事件左右人物而是让人物牵着事件走,一切围绕刻画人物的精神、性格、个性、情感,摆脱简单的是此非彼的单向思维束缚,从而在宏观上胸有全局,在微观上下笔有度,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通道,实现了由题材难点到作品亮点的难能可贵的审美转化。这一经验,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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